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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1951年4月30日被逮捕入狱的，判我死缓。1955年3月，执行期到，司法部门根据我的表现，改为无期徒刑。一天，阳光灿烂，我刚干完重活，满身是汗。公安部来了个大人物（后听说是于桑）找我谈话，说要给我和宣统皇帝拍电影（这时，我才知道宣统皇帝也在另一地方劳改）。他还告诉我宣统的地址，鼓励我给他通信。后来我给宣统写了一封信，他马上给我回了信，他的文章和字都写得不错，字里行间充满了激情，勉励我好好改造成为新人，早日与家人团聚。他还在信上开了一句玩笑：“宣统与中统，两个害人虫，重新做公民，戴罪立新功。”

　　1959年9月20日《人民日报》发布了特赦消息，其中就有我和宣统溥仪的名字。我马上写信给宣统。他复信说，他回去了，要我多与他联系，到北京去玩。他还告诉我，他将要写一本书，拟题为《我的前半生》。特赦以后，我没及时回到湖南慈利老家，先到了宣统那里，他对我的临门高兴万分，双方不用介绍，就各自猜中了。这次，我们合了影。他热情款待了我，备了酒席，与我同饮，酒后，他指着照片笑着说：“你看中统与宣统，两个成一统。”

　　溥仪说：“我这个皇帝一生干了两件轰动世界的坏事：一是给日本人当傀儡，成了日本人的走狗；二是答应妃子的离婚要求，这件事是老祖宗不允许的，也是中国几千年帝制没有先例的。其实，文绣的文才、人才我都是满意的，为什么我没有亲近她呢？这得从两个方面说起：一是我由于结婚较早，早失阳气，加上日本人对我监视甚严，心中受压抑极深，几乎完全丧失了性功能；二是婉容对文绣十分嫉妒，向我施加了不少压力，并经常说文绣的不是（这事是后来才明白的）。我只好将她凉在一边。但离婚我是决不允许的，因为这是有辱皇帝尊严的大事，我怎能违背先例呢？”

　　我问：“那您后来怎么签字了呢””溥仪向我笑笑，呷了一口茶又说：“那是1931年8月下旬的一天，北国的秋风带着一阵阵寒意。太监忽然进来，面有难色地从袖筒中取出一封信呈交于我。我打开一看，大吃一惊，良久未说话，心想，到底是世道变了，一个妃子竟敢向皇帝提出离婚！当时我火冒三丈，遂派出太监、心腹搜查文绣住的国民饭店（她因宫廷矛盾，而要求居住此处），监视她的行动。哪知她早有准备，不知转移到什么地方去了。后来听传，一说住在她妹妹文姗家，一说住在一法国律师家。我懊了一肚子气，满脸羞色，加上此事很快传了出去，真叫人恼火。第二天我从宫中出来，太监给我一张《国强报》，打开一看，只见上面报道说：‘淑妃文绣不堪皇帝虐待，太监威逼，自杀未遂，设计逃出。聘请律师离婚。这是数千年来皇宫中破天荒的一次妃子革命。’此事公布之后，为她叫好者不少。为我说话的也不乏其人。连她的堂兄文绮也著文登报，指责文绣的大逆不道行为。

　　“说我虐待她这话要说算也可算。因为她从14岁入宫以来，我未能与她过一次夫妻生活，加上婉容对她的谩骂，我不加制止，文绣不知哭了多少次，这不已经构成了我之罪过吗？此事我从内心还是主张和好，维持这个难堪的局面的。后来，从别人口中得知，她已请了律师，我不久果然从律师手中得到她的信，信中说：‘事帝九年，未蒙一幸，孤衾独抱，悉泪暗流，备受虐待，不堪忍受。’信中提出如不改变此种受虐待状况，即离婚。她的要求条件我是无法答应的。我将此事交给一些大臣，都无良策。婉容得知此事后，极力主张尽快答应与文绣离婚。她的用心，我当然明白。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又目睹当时国家形势的危局，心中想：反正我这个皇帝作得窝囊，就违心地允诺了文绣的离婚要求。我是委派法律顾问林廷琛去与对方律师对话、签字的。记得我口授林廷琛六条：一是自立约起，双方脱离夫妻关系；二是由我付给她终身生活费55000元；三是允许文绣带走她常用的衣物用品；四是文绣住其母亲家，永不再嫁他人；五是双方不损害对方名誉，并保守个人秘密；六是文绣撤回上法院的诉状，将状子交与我毁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