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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5年，由于她有了身孕并且将近临产，我才发现了问题。我当时的心情是难以描述的，我又愤怒，又不愿叫日本人知道，唯一的办法就是在她身上泄愤。我除了把和她有关系的人和有嫌疑的人，一律找词驱逐之外，还决定和她离婚，用当时我的说法，是把她‘废’掉。由于当宫内府次长的日本人和关东军都不准许，我不敢冒犯日本人，于是又做出一个成心给婉容看的举动，即另选一个‘贵人’。婉容也许至死还做着一个梦，梦见她的孩子还活在世上。她不知道孩子一生下来就被填进锅炉里烧化，她只知道她的哥哥在外边代她养育着孩子，她哥哥是每月要从她手里拿去一笔养育费的。‘八一五’后她和我分手时，烟瘾很大，又加病弱不堪，第二年就病死在吉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