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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议婚的事提起了不多天，庄和太妃去世。剩下的三个太妃，对未来“皇后”人选，各有打算。主要的是一直不和睦的敬懿和端康之间发生了争执，两个太妃都想找一个跟自己亲近些的当皇后。这个争执不单是由于老太太的偏爱，而是和将来自己的地位大有关系。敬懿太妃原是同治的妃，她总忘不了慈禧在遗嘱上把我定为承继同治、兼祧光绪的这句话，隆裕太后在世时不满不睬这一套，并不因为这句话而对同治的妃有什么尊重的表示，反而把同治的妃打入冷宫，是使她非常仇恨的。隆裕死后，虽然太妃被我一律以皇额娘相称，但袁世凯又来干涉“内政”，指定端康主持宫中，因此，敬懿依然不能因“正宗”而受到重视，她的夙志未偿，对端康很不服气。我和端康吵架时受到她的暗中支持，就是这个道理。议婚过程中，这两个太妃都把“册立皇后”问题看做取得优势的重要步骤，各自提出了自己中意的候选人，互不相让。

　　这是满洲额尔德特氏端恭的女儿，名叫文绣，又名惠心，比我小三岁，看照片的那年是12岁。这是敬懿太妃所中意的姑娘。这个挑选结果送到太妃那里，端康太妃不满意了，她不顾敬懿的反对，非叫王公们来劝我重选她中意的那个不可，理由是文绣家贫寒，长得也不好，而她推荐的这个是个富户，又长得很美。这是满洲正白旗郭布罗氏荣源家的女儿，名婉容，字慕鸿（后来在天津有个驻张园的日本警察写了一本关于我的书，把慕鸿写成秋鸿，以后以讹传讹，又成了鸿秋），和我同岁，看照片那年是十五岁吧。我听了王公们的劝告，依然没走什么脑子，心里想你们何不早说，好在用铅笔画圈不费什么事，于是我又在婉容的相片上画了一下。

　　可是敬懿和荣惠两太妃又不愿意了。不知太妃们和王公们是怎么争辩的，结果荣惠太妃出面对我来说：“既然皇上已经圈过文绣，她是不可能再嫁给臣民了。”因此，可以纳为妃。我想，一个老婆我还不觉得有多大的必要，怎么一下子还要给我两个呢？我不大想接受这个意见。可是禁不住王公大臣根据祖制说出“皇帝必须有后有妃”的道理，我想这也是真的，中国皇帝历代也没有听说谁只有一个老婆，既然这是皇帝的特点，我当然要具备，于是我也答应了。

　　这个选后妃的过程，说得简单，其实是用了一年的时间才这样定下来的。定下了之后，王公们去找徐世昌，这位一度想当国丈的大总统，表示了同意，答应了到举行婚礼时给予各方照顾，这就是说，排场摆起来，是没有问题的。不过这时直奉战争发生了，婚礼拖了下来，直拖到民国十二年年初（阴历年前），这时徐世昌已经下台，而大规模的婚礼筹备工作已经收不住辔头，虽然筹备的王公们对二次上台的黎元洪总统不像对徐世昌那么信赖，可是还是大办起来了。

　　这次举动最引起社会上反感的，是小朝廷在一度复辟之后，又公然到紫禁城外边摆起了威风。在民国的大批军警放哨、布岗和恭敬护卫之下，清宫仪仗耀武扬威地在北京街道上摆来摆去。在正式婚礼举行那天，在民国的两班军乐队后面，是一对穿着蟒袍补褂的册封正副使（庆亲王和郑亲王）骑在马上，手中执节（像苏武牧羊时手里拿的那个鞭子），在他们后面跟随着民国的军乐队和步兵马队、警察马队、保安队马队。再后面则是龙凤旗伞、鸾驾仪仗72副，黄亭（内有“皇后”的金宝礼服）四架，宫灯三十对，浩浩荡荡，向“后邸”进发。在张灯结彩的“后邸”门前，又是一大片军警，保卫着婉容的父亲荣源和她的兄弟们——都跪在那里迎接正副使带来的“圣旨”……

　　民国的头面人物的厚礼，也颇引人注目。大总统黎元洪在红帖子上大书特书“中华民国大总统黎元洪赠宣统大皇帝”。共赠送礼物八件，计：珐琅器四件，绸缎二种，帐一件，联一副，其联文云“汉瓦当文，延年益寿，周铜盘铭，富贵吉祥”。已下台的前总统徐世昌也送了贺礼两万元和许多贵重的礼物，包括二十八件瓷器和一张富丽堂皇的龙凤中国地毯。另外，张作霖、吴佩孚、张勋、曹锟、颜惠庆……大批民国的军阀政客都赠送了现款和许多别的礼物。

　　按着传统，皇帝和皇后新婚第一夜，要在坤宁宫里的一间不过十米见方的喜房里度过。这间屋子的特色是除了地皮，全涂上了红色，也没有什么陈设，三分之一的地方叫炕占去了。行过“合卺礼”，吃过了“子孙饽饽”，进入这间一片暗红色的屋子里，我觉得很憋气，连新娘子是什么样子也没兴趣看了——屋子又暗得很，也实在看不清楚。她坐在炕上，低着头，我在旁边看了她一会儿，这个凤冠霞帔浑身闪着像碎玻璃似的反光，一声不响的“皇后”，令我觉得生疏得很。我又环视一下这个很不习惯的环境，不由得十分闷气。我坐也不是，站也不是，想起了我的养心殿，我开开门，回去了。

　　我前面说过，我从结婚之后，并不时常和婉容、文绣接近。因为在宫各住各的地方，距离都挺远，她俩因此十分猜嫉（两个太妃的矛盾，当然对她们也有影响），每个人都以为我不在她那里的时候，必是在另一个那里（其实我不过在我自己那里）。特别是婉容霸道一些，总存心排挤文绣，文绣是比较老实的，受气的地方就少不了。我为了减少和婉容的啰嗦，曾经索性不到文绣的宫里去，婉容仍是不满意。到天津之后，闹得尤其厉害，有时三个人就不能在一起，在一起也不说话。

　　文绣从小受的是三从四德的教育，不到十四岁，开始了“宫妃”生活，因此，“君权”和“夫权”的观念，无疑是很深的。她在那种环境中敢于提出离婚，不能说这不是需要双重勇敢的行为。她破除万难，实现了离婚的要求，离婚之后，受到的压力仍然不少。有人说，她提出离婚是受家里人的教唆，是为了贪图一笔可观的赡养费。事实上，她家里的人给她精神上的迫害不见得比外来的少，她拿到的五万元赡养费，经过律师、中间人以及家里人的克扣、占用“求助”，也剩不了好多。她精神上受的，也许比这方面损失更大。甚至那些向她发出讥讽、辱骂声的人们中间，也没有少了觊觎那笔赡养费的人。比如她的一位哥哥，就是其中的一位。这位道貌岸然的先生，曾在天津《商报》上发表了一封公开信给他妹妹，其中有这样的话：

　　顺便提一下，这种令人发笑的扶乩、相面、算卦、批八字等活动，在那时却是不足为怪的社会现象，在张园里更是日常生活不可少的玩意。我后来住的“静园”里，就有房东陆宗兴设的“乩坛”。简直可以这样说：那时乩坛和卜卦给我的精神力量，对我的指导作用，是仅次于师傅和其他“近臣”们所给我的。我常常从这方面得到“某年入运”“某岁大显”之类预言的鼓舞。北京商会长孙学仕自称精通麻衣，曾预言我的“御容二十二岁入运，二十五岁将握大权。”日本领事馆里的一位日本相法家说过我三十岁必定成大事。信不信由你，这都是我开倒车中得到的动力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