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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宫中的敬懿、荣惠、端康三位太妃与旧有的王公大臣，以及溥仪的亲生父亲载沣，决议要给逊清小皇帝溥仪选个皇后，举办大婚。傅玉芳的五叔华堪见此良机，竟幻想借机光耀已经很没落的额尔德特家族，便自做主张，将傅玉芳的相片，再袭用额尔德特·文绣的名字，伴同众多待选皇妃的姑娘照片，一起送到清室内务府，等候皇命中选。历经太妃和宗室权贵多次争议之后，方于1922年3月敲定由逊帝溥仪亲自阅看相片“钦定”。不曾想17岁的郭布罗·婉容得选为皇后，14岁的额尔德特·文绣得选为皇妃。

　　1924年11月5日，进宫做妃子还不到两年的文绣，赶上了冯玉祥的“逼宫事件”。北京警备总司令鹿钟麟带领警察总监张壁，奉冯玉祥之命进入皇宫，强令溥仪与后妃及宫内人等立刻全部迁出皇宫外，去到醇王府居住。后来，经过多次交涉，得鹿钟麟的宽容下，在溥仪离宫后特许他从宫中带走大内藏银——历代元宝6333斤，运至盐业银行兑换成袁大头银圆，做为溥仪一家人的生活开销。婉容和文绣及皇太妃们日常用品和平日所穿衣服，也允许全部带出宫外。在运送这些物件时，宫中人特将众多的金银珠宝、乾隆瓷器、名贵书画与手卷以及举世无双的古玩佳品等，乘机夹藏衣柜中带出宫外，暂存于醇王府里。

　　就在张作霖统治北京之初，前清福建籍的翰林学士，曾官至湖南布政使的政客郑孝胥暗地里向溥仪献策：“欲复辟清帝王业，必定要借助日本为外援。”文绣知之，力劝溥仪说：“日本人残暴无比，日俄战争时，即屠杀中国人无数，绝对不能听信郑氏的鬼话，引狼入室，否则后果将极其悲惨。”可溥仪根本听不进文绣的诤言劝告，反倒于1924年11月29日，在郑孝胥的一手策划下，偷偷地进入了北京的日本驻华公使馆。溥仪的家人慌张恐惧至极，认为溥仪被劫持“失踪”了。几天之后，溥仪来信要婉容和文绣一起去到日本公使馆，与他团聚。为了知道溥仪是否一切安好，文绣匆忙来到了使馆。日本公使芳泽谦吉将他所居住的一座二层楼房收拾干净，让溥仪同家人及随行人员居住。文绣和婉容则由公使夫人芳泽幸子亲自殷勤款待。

　　文绣面对溥仪的错误行为，屡屡向溥仪建言日本不可信，郑孝胥之流的话不可听，应该悬崖勒马。溥仪非但不听文绣良言相劝，反倒厌恶起文绣了，以冷眼回之。他天天与婉容在一起，上街时也只带着婉容一个人，就连日常进餐，也不同文绣一桌同吃。接待宾客，溥仪只要婉容陪伴，逢年过节所施的赏赐，也没有文绣的份，可见溥仪是铁了心要将文绣晾在一边了。与此同时，文绣还不时因婉容寻机起事，遭受无理的谩骂和羞辱。太监或某些婢女见到文绣在溥仪面前失宠，也时不时给予歧视或施以虐待之行。文绣经常在以泪洗面中过日子，天津的静园皇室家庭已经是容不下文绣了，她开始设法奋起挺身离开。

　　而文绣也不甘示弱地回了一封信给文绮：“妹与兄不同父，不同祖，素无来往，妹入宫九载未曾与兄相见一次，今我兄竟肯以族兄关系，不顾中华民国刑法第二百九十九条及三百二十五条之规定，而在各报纸上公然教妹耐死。又公然诽谤三妹，如此忠勇殊堪钦佩。惟妹所受祖宗遗训，以守法为立身之本：如为清朝民，即守清朝法；如为民国民，即守民国法。逊帝前被逐出宫，曾声明不愿为民国国民，故妹袖藏利剪，预备随逊帝殉清。嗣因逊帝来津，做民国国民一分子，妹又岂敢不随？既为民国国民，自应遵守民国法律。查民国宪法第六条，民国国民无男女、种族、宗教、阶级之区别，在法律上一律平等。妹因九年独居，未受过平等待遇，故委托律师商榷别居办法，此不过要求逊帝根据民国法律施以人道之待遇，不使父母遗体受法外致死而已。不料我族兄竟一再诬妹逃亡也、离异也、诈财也、违背祖宗遗训也、被一般小人所骗也、为他人作拍卖品也... ...种种自残之语不一而足，岂知妹不堪在和解未破裂以前不能说出之苦，委托律师要求受人道待遇，终必受法律之保护。若吾兄教人耐死，系犯公诉罪。检察官见报，恐有检举之危险。理合函请我兄嗣后多读法律书，向谨言慎行上作工夫，以免触犯民国法律，是为至盼。”

　　1932年的暑假刚过去，文绣恢复了傅玉芳的名字，在北平的府佑街私立四存中小学当上了一名教授国文和图画的教师，这是文绣离开溥仪，回到北平后第一个风光的职业，心情特别愉快。因文绣粉笔字写得好，嗓音清亮，讲解国文课透彻明白，学生都非常喜欢这位老师。没想到不多日后，有人查知新来的女教师傅玉芳本名叫额尔德特·文绣，出身满洲贵族世家，原本是清末皇帝溥仪的皇妃，在宫中称做淑妃。宣扬出去之后，顿时成为学校里和北平市面上的一大新闻轶事。北平各类报社记者纷纷前来采访，尔后即以绯闻艳事登载于报端，几乎使北平家喻户晓了。于是有众多好事之人，前来四存中小学门前等候，观瞻昔日皇妃的风采。来人越聚越多，使文绣处于活人遭展览的难堪处境中，不得不于1933年底辞掉她心爱的教师职业。因皇妃身份暴露，她租下的房子也不能再居住下去了，便拿出最后的一笔钱，在北平刘海胡同买下一处平房，与妹妹文珊一起隐居下来。

　　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北平沦于日本铁蹄之下，文绣更加不得安宁了。倚仗日本人势力的警察、保长或狗腿子们，接二连三地登门向文绣敲诈勒索，甚至逼迫文绣为“大东亚圣战”贡纳重金。如此几年下来，文绣真正成为穷困的平民百姓了，不得不卖掉她在刘海胡同的宅院，另找地方租房住下来，以出卖体力劳动讨生活。先是在家里以糊纸盒挣钱度日，一度还去到瓦工队里当苦力工，因经不起重体力的劳累，最后在街头巷尾里，以叫卖香烟为生，饱尝了人世间的饥寒困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