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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绣（1909 年12 月20 日～1953 年9 月18 日），小名蕙心，自号爱莲。姓额尔德特，学名傅玉芳。是满洲八旗中的额尔德特蒙古族，在八旗中属于上三旗的镶黄旗。清顺治元年（1644 年），家族跟随多尔衮入关，按所在旗被分配在北京安定门内定居，世代有人在朝为官。祖父额尔德特·锡珍曾官至晚清的吏部尚书，后来的民国大总统徐世昌曾是他的门生。锡珍在安定门内方家胡同有500 多间房产，和6 个儿子聚族而居。

　　1921 年春，宫里传来要为溥仪选择皇后的消息。因文绣祖上是已入旗籍的蒙古族贵族，虽已陷入穷困潦倒的地步，但按门第也是符合候选条件的。文绣的五叔华堪（在清末做过吏部尚书）见此良机，来和蒋氏商量，幻想借机光耀已经没落的额尔德特氏家族。不料，蒋氏交到内务府的文绣照片，竟被“小皇上”御笔圈点，被选定为皇妃。溥仪当即颁下谕旨，要内务府给文绣母亲蒋氏在北京地安门后海的南沿，买下一处四合院做为新居处，另赏赐紫檀木家具一套，立刻使蒋氏家的生活一跃而为小康。文绣也不再上学，傅玉芳的学名更不许再用，整天在家里由五叔华堪负责讲授君臣大礼，或繁琐的宫中清规戒律，并督促文绣熟读《女儿经》。

　　离开皇宫，对溥仪及其他皇室成员是灾难，对文绣未必如此。文绣这时候可以以“平等”的身份，为丈夫溥仪出谋献策了。她想凭籍自己的学识，改变这种寄人篱下的窘境。但世事如棋，难于预料，谁知20 多天之后，奉系军阀张作霖率兵进京，赶走了冯玉祥。溥仪早已有了“立足满蒙重打江山”的思想，只是依靠对象一时还没有选好。他对张作霖虽寄予厚望，但还不敢贸然把赌注押在赳赳武夫身上。文绣在溥仪身边，颇为细致地观察了这过眼的政治风云。就在这时，前清福建籍的翰林学士，曾官至湖南布政使的政客郑孝胥父子，从上海来到溥仪身边，以只有日本可靠进行说教。他暗地里向溥仪献策：说张作霖不足以谋大事。欲复辟帝业，必定要借助日本为外援。起初溥仪还彷徨，对日本有戒心，认为中国人没有不痛恨日本人的，那时溥仪最希望的是得到西方列强的帮助。但自从郑氏父子来后，溥仪的思想开始全面倾向日本。凡事都交给郑孝胥办，还派他去了日本一趟。郑孝胥回来向溥仪报告说，他已在日本为他联络了在朝的各界要人，都承认他是大清宣统皇帝，都愿意帮助他复兴祖业，使“圣朝大统”不至有失。溥仪意有所动，天真地说：“看来日本对咱大清不坏”。当溥仪将这番话讲给文绣听时，文绣虽然只有16 岁，还是力劝溥仪说：“日本人残暴无比，日俄战争时，就屠杀无数中国人，绝对不能听信郑氏的鬼话，引狼入室，否则后果将极其悲惨。”可是溥仪想复辟都想得发疯了，根本听不进文绣的诤言劝告，整天与遗老旧臣谋划于密室，接见全国各地军阀派来的代表，发布“谕旨”……并于1924 年11 月29 日，在郑孝胥的一手策划下，保驾溥仪偷偷地进入北京的日本驻华公使馆。日本政府向溥仪许诺，承担保护溥仪一行的安全责任。于是溥仪便在日本驻华公使馆里组成了以郑孝胥、罗振玉、商衍瀛等为班底的亲日内阁，积极谋划借助日本的外力，实现复辟，重登帝位。

　　在这样的环境里，文绣常常有种莫名的伤感时时向她袭来，她患了严重的失眠症和神经衰弱。生有何趣？虽多次自杀，均未遂，但她这种消极反抗从未停止过。溥仪怕影响皇家声誉，就加强对文绣的监视，派人请她的胞妹文姗进宫开导她。原来，文绣入宫二年后，妹妹文珊也出阁嫁给了庆亲王载振的二儿子溥锐，载振是晚清权势极大的军机大臣之子，家私殷厚。早前曾买下位于英租界内原属太监小德张的一处房产，1925 年前后全家搬到天津。因此文珊常来看望二姐。文珊的丈夫溥锐是个纨绔子弟，到处演唱花面戏，不务正业。溥锐原配是蒙古王公那桐之女，文珊是他的侧室。

　　一向追求思想解放的玉芬，第一个向文绣指明了新的人生目标。她坦诚地对文绣说：“现今是中华民国时代，法律上写着男女平等，而溥仪早已被撵出皇宫，不再是过去的掌有生杀大权的宣统皇帝了，和我们一样都是平等的公民。他也得守法，平等待人。你可以控告他虐待妻子，请个律师，写状子，同他离婚，另外索要抚养费。”并给她讲了中华民国政府于1930 年新颁布的《中华民国民法》，其中第四编《亲属》就是有关婚姻家庭关系的法规。该法规做出了“允许自愿离婚”的明确规定。文绣得知此条法规如获至宝，终于在现代法律精神的鼓舞下，决意要同溥仪离婚，争取人身自由权利。

　　文绣乘车离开静园大门后，即指令司机将汽车一直开往天津国民饭店（在今天津赤峰道与和平路交口），下车后文绣、文姗推门而入，直奔37 号房间。进房刚刚坐稳，文姗就正色告诉太监赵长庆说：“你先回去吧，淑妃就留在这儿啦，她还要向法庭控告皇上，决定同他离婚哪！”太监大惊失色，不知所措，继而双膝长跪，频频磕头，哀请淑妃回宫。文绣态度坚决，从袖中抽出三封信，交付太监说：“今日之事与你无关，你可拿着这几封信回去转告皇上！”太监无奈，只好登车而去。

　　虽然文绣语气和缓，但溥仪阅毕大惊失色，不假多思，便派出大批太监、随从，赶去国民饭店寻找。谁知文绣姐妹早已有备，快速离开了饭店，转移到非常同情文绣遭遇、家境富有的张姓寡妇所提供的花园洋房里。只有三位律师在等候宫中来人，律师对太监们说：“文绣女士让我们通知各位，你们回去转告皇上，按信中所提条件考虑办理吧！”溥仪知悉以后，顿感“皇帝”颜面无存，他堂堂一个“九五之尊”，居然被妃子炒了鱿鱼！这可是圣朝开国以来少有的奇耻大辱。他马上召集遗老旧臣开御前会议，以求善策。文绣的出走，无疑是一发重型炮弹，出席会议的老先生们无不义愤填膺，都认为这是最见不得人的丑事，不能姑息迁就。溥仪只得派代表去见文绣，要求文绣回到静园再说。律师们一口回绝，说：“在现在的情况下，文绣女士拒绝会见任何人。如果溥仪先生有诚意，承认她的完全自由，允许文绣女士择居另住、照给用度，我们尽力调解，以求和平解决！否则，除了向法庭提出诉讼外，别无他法。”听到代表们的汇报，溥仪无计可施，只得立刻请来郑孝胥和胡嗣瑗面议对策，最后决定由胡嗣瑗派出清室办事处常务律师林綮、林廷琛，第二天先去会晤文绣律师张士骏，最终目的是争取和解，不要闹上法庭。溥仪一方坚持不许离异，不许起诉，不许登报申明。文绣一方则除了坚持不回宫，还要求溥仪支付赡养金50 万元。双方各持己见，差距很大，谈判一时陷入僵局，未能达成协议。

　　谁知在文绣逃出静园的第二天，即1931 年8月26 日，这桩天字第一号的新闻便不胫而走，立即震惊了全国。当时革命是一个时髦的词，意味着进步和新潮，淑妃的出走，也因此被时人誉为“妃子革命”。京津各报的显要版面，新闻标题差不多都是《前清废帝家庭之变》。争相报道这一空前绝后的妃子炒皇帝丈夫鱿鱼的千古奇闻，而妃子之所以要同溥仪打官司、闹离婚的主要理由就是：文绣和溥仪结婚9 年，两人从来都没有夫妻生活，且备受欺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