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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贝托鲁奇于1941年3月16日出生在帕尔马一个家境殷实的知识分子家庭，母亲是教师，父亲阿迪利奥·贝托鲁奇（Attilio Bertolucci）是意大利著名诗人、影评人、艺术史专家，而且和著名导演帕索里尼、著名编剧柴伐蒂尼（Cesare Zavattini，《偷自行车的人》《风烛泪》）都是好友。举家搬迁至罗马后，这些当地文艺界的名仕成为贝托鲁奇家的座上宾。而在耳染目濡之下，贝托鲁奇从小热爱文艺，7岁开始写诗，15岁开始写小说，同时又和家人、朋友拍起了习作短片。

　　大四那年，父亲的好友帕索里尼开拍导演处女作《乞丐》（Accattone）。20岁的贝托鲁奇如愿以偿地当上了导演助理。影片上映后大获好评，制片人托尼诺·塞尔维（Tonino Cervi）一高兴，又提出请帕索里尼拍一部反映社会最底层生活的影片。由于当时帕索里尼正忙于《罗马妈妈》（Mamma Roma）的拍摄，只想了个故事梗概，便把写剧本的工作交给他的编剧搭档赛吉奥·西提（Sergio Citti）和已从罗马大学退学的贝托鲁奇。两人模仿帕索里尼的风格写出了《死神》（La commare secca）的剧本，没想到塞尔维特别满意，还多问了贝托鲁奇一句：“不如干脆你来拍吧？”于是，这个没受过科班电影教育，甚至还没念完大学的小伙子，就这么成了导演。

　　1962年，《死神》参加了威尼斯电影节，虽未能获得媒体一致好评，但对于当时年仅21岁的贝托鲁奇来说（他是当时少有的还跟父母住在一起的电影导演，也是全剧组最年轻的一名组员），首次执导就能顺利完成影片，已是莫大的成功。多年之后，回忆起这部处女作的拍摄经历，贝托鲁奇表示：“不管什么时候回忆起《死神》开拍第一天的经历，我仍能感受到脊背一阵发凉；当摄影师毕恭毕敬地问我该把机器设在哪里的时候，我当时的焦虑不安，真是这辈子少有。”

　　《死神》走的也是当时盛行的新现实主义路线，由一件谋杀案入手，呈现一个生命中最后一天的轨迹，继而展现意大利各社会阶层的时代风貌。影片从不同角度呈现同一时刻发生的事，很容易让人想起黑泽明的《罗生门》，不过贝托鲁奇曾一再表示，自己当时并未看过该片。相对于“老师”帕索里尼当时的新现实主义风格，贝托鲁奇更强调故事与人物身上的诗意以及画面本身的灵动流畅。这些特点，也延续到了他更具个人风格的第二部作品《革命之前》（Before the Revolution）里。

　　为了拍摄《革命之前》，导演回到了故乡帕尔玛。他以自己钟爱的小说《帕尔马修道院》里的人物为影片角色命名，并加入些许自传色彩。影片讲述满怀政治理想的小资产阶级年轻人，陷在革命与爱情的两难处境中，进退维谷。影片拍得颇有“法国新浪潮”风韵。事实上，早在1959年首次造访巴黎时，贝托鲁奇就看了戈达尔的《精疲力尽》，喜欢到还向帕索里尼竭力推荐。带《死神》出席伦敦电影节时，他终于得以跟戈达尔结识，两人相谈甚欢，他视比自己年长11岁的法国人为偶像与知己，以至于在《革命之前》中，还特意向戈达尔致敬，让他的新片《女人就是女人》的海报出镜。

　　似乎是为了暗示自己就此告别“法国新浪潮”的影响，贝托鲁奇为《同流者》中被刺杀对象安排的住址和电话，用的都是戈达尔的真实信息。不过，该片在巴黎首映时，他还是约了戈达尔见面，想听听他对自己这部电影的看法。结果，戈达尔什么也没对他说，只递给他一张纸条，便冷冷地离开了。那是一张印有头像的便签纸，戈达尔在下面写到：“你必须要和个人主义、资本主义作斗争才行！”“五月风暴”时，贝托鲁奇对于戈达尔的过于激进已有不满，如今又收到这样的纸条，更让他怒不可遏（在去年上映的米歇尔·阿扎纳维西于斯执导的《敬畏》中，对于两人的关系也有所表现）。然而，时隔多年之后回忆起此事，贝托鲁奇表示很后悔扔了那张便签纸，因为戈达尔对他来说，是真正的电影导师。

　　更恶劣的影响在于，几十年后，女主演玛丽亚·施耐德在接受采访时又重新提起片中与白兰度之间的一场床戏，表示拍摄之前她并不完全知情，指控导演和男主角罔顾她的权益，给她留下长期阴影。经过女权组织和媒体的反复发酵，前年11月此事又被重新提起，甚至有了白兰度受导演教唆，假戏真做的误传，逼得当时已经75岁的贝托鲁奇只好站出来再次辟谣，澄清那一场戏纯属表演，剧本中事先也都写到了，只有“抹黄油”这一个细节为求获得女演员真实反映，事先没有告诉她。对此，他“感到内疚，但并不后悔”。

　　1976年，创作激情丝毫不受打击的贝托鲁奇再有惊人之举，一部《一九零零》（1900）云集了罗伯特·德尼罗、杰拉德·德帕迪约、唐纳德·萨瑟兰、伯特·兰考斯特等多位明星，以五小时的超长篇幅，讲述了意大利农村几十年间的世事变迁，堪称影史最伟大的史诗片之一。该片是身为意大利成员的贝托鲁奇政治理念的集中体现，毫不吝惜对于农民无产者的热情歌颂。当然，影片绝非乏味的政治说教，充满诗意的画面和抒情浪漫的叙事令其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

　　之所以愿意前往遥远的东方拍电影，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拍完《一个可笑人物的悲剧》（La tragedia di un uomo ridicolo）后，贝托鲁奇无法判断“意大利电影的方向在哪里，因为我不知道意大利社会会走向何方”（《贝托路齐如是说》，Donald Ranvaud/Enzo Ungari著，顾明修译，远流出版社，1992），这让他失去在祖国拍片的意愿。而凭借员的身份和1984年担任威尼斯电影节主竞赛单元评审团主席的光环，他获得在中国拍片的机会。

　　谈及这段经历，他曾透露：“1984年，我带着两个项目来到中国。一个是法国作家安德烈·马尔罗（Andre Malraux）的小说《人的命运》（La Condition Humaine），它描写了 1927年蒋介石政府针对在上海发起的清党运动，以及外国势力在其中起到的推动作用（注：该书1933年在法国出版，随后夺得龚古尔奖。自1988年初次被译介至国内后，先后出现多个译名，如1988年北京作家出版社《人的命运》、1990年漓江出版社《人的状况》、1998年外国文学出版社《人的境遇》等）。对于这个项目，中方当时表示，‘抱歉，我们不了解这本书。’这书在西方很有名，据我所知前前后后有过至少十组人马，考虑过要将它拍成电影，美国导演弗雷德·金尼曼（Fred Zinnemann）就曾对它很感兴趣，甚至已经在伦敦摄影棚内搭建了上海味道的布景，但是临开拍前项目半途夭折了（注：金尼曼以《正午》蜚声国际影坛，当年他已说服米高梅投资该片，并请到韩素音改编剧本，男女主角分别是大卫·尼文、丽芙·乌曼。开拍前一周，米高梅新任总裁以该片300万美元预算过高为由，宣布放弃该项目）。我至今都对中方当时的回答感到诧异，他们怎么可能不知道《人的命运》呢？那是西方世界第一部以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事业为主题的文学作品啊。总之，当时的情况下我只得提出了一同带去的另一个项目：《末代皇帝》，这次他们没有反对。”

　　即便如此，外界对于该片的评论却并非一面倒的叫好，尤其是在中国，该片被认为有满足白人沙文主义对异国情调的猎奇心态之嫌。在被问到是更在乎中国观众的接受程度，还是世界上其他地方观众的反应时，贝托鲁奇也坦承，他认为“这部电影还是必须从西方观点来拍摄”。不过，听听贝托鲁奇对溥仪的评价，就能知道在奇观的表象下，他对于这位主人公的理解之独到：“如果他算是一名旅客，他倒是有诀窍永远搭错车。他做过的决定从未导致任何重大的历史转折。他心里深藏着一些非常理想主义的东西。人们曾告诉他，皇帝是耕第一块田、播第一颗种的人，他必须是他子民的德行和规矩上的典范。在他晚年，再度成为和他人无异的凡人时，溥仪的确成了一个模范公民，那正是长久以来他一直期盼的。但也可以说，每个模范公民都是一个皇帝。”（《贝托路齐如是说》）

　　2011年，在飞往纽约出席自己作品回顾展的航班上，他读了意大利小说家尼科洛·阿玛尼蒂（Niccolò Ammaniti）的小说《我和你》（Io e Te），当即决定重振旗鼓，将其拍成电影。2012年，同名影片上映，虽然从主题到情节都与他以往大开大合的那些或革命或爱情的作品不可同日而语，但影片讲述的一对小姐弟面对青春、成长的诸般烦恼，却也拍得不失温柔和关怀，仍能让人看见老导演不服输的生命激情。更主要的还在于，影片场景单一、人物简略，对于行动离不开轮椅的贝托鲁奇来说，再适合不过。